石棺葬是广泛存在于亚欧大陆的一种丧葬方式。在我国的西南、东北地区，石棺葬更是盛行。在素以民族文化交流通道著称的“藏彝走廊”地带，石棺墓则是一种标志性的古文化遗存。但由于既往考古工作开展甚少，位于这个走道北端的玉树地区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近年来，在登额曲、聂恰曲流域共调查发现石棺墓地点9处，还对治多县加吉波罗镇城东7公里处受到水土流失严重威胁的普卡贡玛石棺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

　　普卡贡玛石棺墓群位于长江（通天河段）支流聂恰曲北岸的一级台地前缘。聂恰曲流经该台地后即从地势开阔平坦的治多平原进入狭窄的高峡区域。墓群所在台地东西长1000米、台地前缘较为平坦，后部随地势逐步升高。前缘平坦区域与河滩平原高差约15米，面积近5000平方米。墓群分为东西两区，东区有石棺墓7座，西区有石棺墓1座。东西两区墓葬存在明显差别。东区墓葬均呈西南—东北走向，头向西、略偏南；西区墓葬头向东北。东区石棺多无底板、盖板由多块石板平铺而成；西区石棺盖板为石块叠铺，底部铺有多块石板以放置骨殖。东区墓葬葬式为仰身直肢，西区为二次葬。东、西区葬制、葬俗上的差异当与时代、人群的差别有关。

　　东区诸墓虽然墓向大致相同，但分布并无明显规律。其中M2、M3、M4大致呈东西向直线排开。除头向、葬式相同外，这三座墓葬的葬制、葬俗还有诸多共同点，如墓主尸身下铺垫红砂石粉，在墓主头、胸、腰、膝、足等部位下垫放小石块，随葬烧制火候极低的小型陶器以及随葬动物骨骼等。在8座墓葬中，M5随葬器物最为丰富，本次发掘所获青铜器大部分出自该墓。墓主为未成年人，仰身直肢，头部在下葬时被竖立状固定，面朝东方。随葬品多随身放置。石棺内全部以疏松的沙壤土填充，土中撒放大量小骨管以及其它少量青铜小件。M8采用二次葬。与M5相似的是，在将墓主胸腹部骨群摆放于石棺中部，腿部骨群放置于石棺南部后，石棺内也以疏松的沙壤土完全填充。填土中散乱放置其余骨骼（包括头骨）以及随葬物品。

　　总体上看，普卡贡玛石棺墓随葬器物并不丰富，以小型器物为主，尤以各类装饰品为多。8座墓葬共出土青铜、陶、骨、石等各类随葬品1900多件（珠、管等小饰件均以独立个体计算）。陶器仅7件，器类有双耳罐、无耳罐、瓶等；青铜器40余件，均为泡饰、牌饰、锥管、刀削等小件；装饰品一般为珠、管、海贝等串成的项饰、手链。珠、管材质有骨、料器、玛瑙、绿松石等多种，数量最大的是长约3～4毫米、直径2～3毫米的小骨管。

　　从随葬器物判断，尽管普卡贡玛石棺墓彼此间存在年代差异，但其主体年代当属于春秋战国时期，时代下限应不晚于汉代。无论从石棺形制还是出土器物的种类看，普卡贡玛石棺墓遗存的很多文化特征都与藏东以及川西高原同类遗存相类，但从细节上考量，普卡贡玛石棺墓遗存无疑具有浓烈的区域性色彩。墓主尸身下垫石块、铺红砂石粉，明器化的随葬陶器，几何化特征的铜牌饰都为其他区域所罕见。在普卡贡玛墓群出土器物中，还能发现海东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影子，这也提醒我们更多关注巴颜喀拉通道在青藏高原腹心地区与东部地区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8座墓葬中未成年人墓葬共有4座，其中2座为婴幼儿墓。这表明儿童墓葬并未和成人墓葬分开，同时也反映出该时期人类的生存条件并不优越。这一点也可以从墓群规模体现出来。尽管不能排除有少量墓葬可能已经破坏，但从所在台地的保存状况判断，普卡贡玛墓群的实际墓葬数量与现有数量应该出入较小。在2012—2013年度田野考古调查中所发现的另外8处石棺墓地点，也都仅有一两座石棺墓。这些或许反映出该时期这一地区人群规模可能普遍比较小。

　　由于系统性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也仅是刚刚起步，玉树地区石棺墓遗存的面貌才揭开冰川一角，但其具有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却十分重大，它成为川、甘、青、藏、滇等“石棺葬文化圈”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也为探索我国西北和西南地区石棺葬文化提供了全新的资料。随着青海玉树地区石棺葬文化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研究的逐步深化，玉树地区青铜以及早期铁器时期的文化面貌将会随之清晰地展现于人前。玉树地区在沟通东西、南北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也将得以体现，传统认识中玉树“殷周迄汉为西羌地”这一历史记忆也将被完全改写。